我的家庭十分重視金融財經，除了金錢甚麼都不重要。中學畢業後，我也順理成章修讀財政，然後在一家銀行得到一份全職工作。我爲這間銀行工作了大概三十年，到過四個城市工作，包括雅加達、臺北、上海和香港。在香港生活充滿挑戰，尤其是與人溝通方面，於是我開始自學心理學和精神健康。持續的新冠疫情期間，我偶然在社交媒體看見香港心聆，令我希望更加認識精神健康和污名的議題，於是我參加了大使培訓。

因爲我的專業背景是財政，我對心理學和精神健康困擾一無所知，亦不知道這些事情可以引起身體痛楚。我的家人總說心理學家是醫治「瘋人」的（註：經歷精神健康困擾的人經常因社會對精神健康的不了解而被污名化）。可是，自從十年前我來到香港工作，我一直難以和同事溝通。疫情期間，在家工作和中年危機更使我的複雜情緒到達高峰——我感到孤獨、害怕、有壓力、悲傷、容易發怒、焦慮和驚慌。那時候，我逐漸認識行爲模式和精神健康，加上宗教的訓導和提高生活質素的方法，我學習如何面對負面情緒。而且我也有朋友們的支持，我變得主動踏足社區去接觸人們和聆聽他們的煩惱。我仍然在學習處理我的複雜情緒，但整體而言我感覺好多了，我感到更正面和平靜。就像別人說，精神健康是一個旅程和過程。